医乃仁术！中国古代医学伦理与中医思想的融合

我国的中医伦理学的基本观念是以人为本，认为人是万物之灵，因此人的生命是世间最宝贵的。救人性命是医者本分，但正因医术与最宝贵的生命相连，所以从古至今都认为医者必须对生命抱有高度的仁爱精神。

“医乃仁术”意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，它是儒家的仁术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。我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仁爱思想是从医的基础条件。

医学道德是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行业中的直接反应。古代民间医家更看重社会价值的体现，通过不断钻研医术，提高自身道德修养，获得社会认同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行为，筑构了更为丰满的社会医学伦理道德。

我国古代的医学伦理学是医德和医术的统一，古代人·仁思想是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内容，而以儒道为主的传统生命哲学是中国传统医德思想的深厚根基。

《本草纲目·序》中提到“夫医之为道，君子用之以卫生，而推之以济世，故称仁术。”解释为：医者，首先要有仁爱之心，对患者要有关怀之情。医者用仁爱之术来体现他的仁爱之德，又用他的仁爱之德救助患者，则可将仁爱之心传播到天下的百姓中，使家庭和睦，人伦有序，从而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。修养成仁爱之术，是德与术的相通。只有有仁爱之心的人，才有仁爱之德，只有仁爱之德，才能修炼成仁爱之术。其实，这些说的就是要有高尚的伦理道德才能行医治病。而古人要求的高尚的伦理道德说的就是中国古代医学伦理思想。一般说来，我国古代的伦理学传统的特点是：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，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；道德法律化，法律道德化，注重医德和医术的统一。医以德为本，无德不成医。医德规范与医德实践相结合，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，强调天人合一，人际关系和谐，讲究中庸之道，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。学医者需通儒书；学儒者要明医理，则要读中医经典，方能得其要妙。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医德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支配作用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“以人为本，人命至重”思想，尊重和珍视生命

《黄帝内经》是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，是中医药学和医德教育方面早期最为重要的论著。从《黄帝内经》始，奠定了中医“以人为本”的医学传统，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，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记载：“天复地载，万物悉备，莫贵于人，人以天地之气生， 四时之法成。” 中国人最核心的思想是把天地看作一个自然，生命是天地的常物，这个自然是没有任何神秘意义的，它不是一个造物主的概念。因为天地赋予生命，尤其人的生命是万物之中最宝贵的，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对生命的保护。我国中医伦理学的基本观念是以人为本，认为人是万物之灵，因此人的生命是世间最宝贵的。救人性命是医者本分，但正因医术与最宝贵的生命相连，所以从古至今都认为医者必须对生命抱有高度的仁爱精神。因此龚廷贤说：“凡病家延医，乃寄之以生死，理当敬重，慎勿轻藐。”《黄帝内经》中的《疏五过论》篇提到医生应避免五种过错：不明贵贱、贫富、喜怒，不知病情，谓之一过；不明饮食、居住、苦乐，不知补泄，谓之二过；不明比类、奇恒、从容，为工而不知道，谓之三过；医不能严，不能动神，外为柔弱，乱至失常，谓之四过；切脉问名，不合男女，不问所发，唯言死日，谓之五过。《征四失论》有言：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，此治之一失矣。受师不卒，妄作杂术，谬言为道，更名自功，妄用砭石，后遗身咎，此治之二失也。不适贫富贵贱之居，坐之薄厚，形之寒温，不适饮食之宜，不别人之勇怯，不知比类，足以自乱，不足以自明，此治之三失也。诊病不问其始，忧患饮食之失节，起居之过度，或伤于毒，不先言此，卒持寸口，何病能中，妄言作名，为所穷，此治之四失也。提到四种过失，告诫医生要从病理、心理等方面分析病因，这样才能为病人解除疾病。医学系人之生死，责任重大，医系人之安危死生，眷属之悲欢聚散。岂非天地间最重大事哉！元代医书《九灵山房集》（戴良著）便有“医以活人为务，与吾儒道最切近”的言论。清代吴尚先《理瀹骈文》：“一人生死，关系一家，倘有失手，悔恨何及？”萧纲《劝医论》中云：“天地之中，惟人最灵。人之所重，莫过于命。” 孙思邈的《大医习业》和《大医精诚》全面论述了医德的要求，成为我国古代医德规范形成的标志，他的“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，一方济之，德逾于此，故以为名也”的名言更能说明重视生命的珍贵和医德的重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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